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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央将道教定为国教的决定，全国上下还是很支持的。

    只有一部分受西方思想荼毒的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叫嚣着什么封建迷信残余，大力反对中华民国发展本土宗教。

    但这些人的声音，被中央政府视了，也被群众视了。

    另外还有一群人在反对将道教定为国教，那就是以康、梁位首的清末变法派，这群变法派人士是忠君思想非常严重的。

    在清末革命当中，这群变法派还是一直在抱满清臭脚。

    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师徒。

    这群人是儒家残留。

    古代儒家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中国社会的老百姓好动，属阳。儒家保守为静，属阴。

    从而使社会阴阳平衡，也就不会乱。

    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满清入关时期，甚至想用他们自己的文字来行政，后来发现政令不通。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但满清在使用自己的文字失败后，便立即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阉割。

    精华的东西被阉割掉了，糟粕的东西保留了下来。

    满清挖了这么一个大坑出来，导致近代时期那些对传统文化十分知的热血青年们，盲目的认为，传统文化就全是糟粕。并以与全面否定。

    满清时期的儒家，就是糟粕文化的产物。

    偏偏康梁师徒，以及下面一群变法派人士还十分的‘自我感觉良好’，自诩才学可比孔孟，凌驾颜渊……

    “我中国历代皆是以儒家为尊，立道教为国家，还不如立儒教为国教为好。”梁启超在报纸上发表了反对言论。

    康有为直接就开骂了。“中央此举实在荒谬之极，我中华千余年皆习孔孟之道，自应立孔教为国教。”

    儒家、儒教，这两者略有不同。

    儒教这东西，确实也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在古代，寒门士子肚子饿了就读圣贤书，以此充饥。

    生病了。也看圣贤之书，以此养病。

    这也就是孔教的信仰之力的作用，古代社会每个读书人都以儒家为尊，这些文章读多了，自然也形成了很强大的信仰之力，一定程度上为古代寒门士子提供了求学的帮助。

    宗教之间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争夺信仰之力。

    不过中国古代社会因为开化得早。有圣贤理论引导，因此这些宗教不容易忽悠上层阶级，儒家也不搞神棍骗人，所以宗教力量没有掌控国家暴力机器。因而在中国少有宗教战争。

    西方就不同了，许多战争都是宗教而引发的。

    宗教又靠这些争夺到的信仰之力，来忽悠国家暴力机器，使国家暴力机器为他们所支配，并进行敛财等活动。

    一旦一个宗教失去了信仰之力，就法显现出那些‘神力’了，没有‘神力’又怎么忽悠统治者呢？

    统治者也不是那么好骗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一旦神力不显，谁还相信他们？

    西方统治者还是比较好骗的，因为他们没有圣贤阐述这些力量的原理，所以看到他们法理解的力量后就以为真的有那些东西。

    中国统治者则不同，你就算显现出各种所谓‘神力’，其原理统治者都明白的，自然不会被这些宗教忽悠，甚至会对这些宗教产生忌惮，从而严厉打压。

    康有为、梁启超等儒家残留的反对，也被江渝与中央给视了，这群家伙在此时中华民国是没有任何市场的。

    对于儒家，特别是此时只剩下糟粕的儒家，中华民国甚至不允许他们进入教育领域。

    康梁这些人，则被中华民国政府派到了朝鲜、日本、越南、暹罗去忽悠那些附属国去了。

    而在内部，提倡的则是儒家当中的精华部分。

    糟粕则扔给了那些附属国，这是文化入侵的重要部分。

    “道教改革，也将是我们民族宗教向外扩张的一个开始，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创建一个能够向全球广的宗教。”江渝提出宗教改革时，对宋教仁进行了一番解释。

    这个宗教不仅要有教化内部的能力，还要有能够向外入侵的能力。

    内部主要拜炎黄，外部拜盘古。

    等于说，否定了西方宗教那一套，并向世界广‘盘古’才是创世神的宗教观点。

    外部道教，则将以‘盘古’为唯一神，走极端路线。

    内部，则以拜炎黄、老子为主，并将《黄帝内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为主要典籍。

    在内部广的典籍就是《黄帝内经》。这是一本教人养生的典籍，是中医的基础理论启蒙。

    中国的经方派，就是以《黄帝内经》、《伤寒论》为主要典籍。

    江渝在宗教改革之时说道：“至于能否改革成功，有待观察。不过在本土，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道教在被定为国教之后，国会通过了一笔额度为三千万的道教改革经费。

    首先全国各地，开始拆除关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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